钱眼:一个全新的历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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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版解读 来自有书共读主播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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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各位书友们,大家好。本期我们共读的书目是《透过钱眼看中国历史》,这本书深入了历史背后的经济逻辑层面,从经济学基本规律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做了一些新解读,这正是书名“透过钱眼看中国历史”的意思。

我们先来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明朝是怎么亡的?

千百人有千百种回答。李自成造反,清军入关,小冰河期,官吏腐败,汉奸作祟,天命不在,等等。或者说,这些因素加一块,明朝安得不亡?

但是,从根上来说,明朝其实是被活活穷死的。如果我们对那段历史稍有了解,一定知道明朝所谓“三饷”,即辽饷、剿饷与练饷,这些临时加派的赋税是用于对付李自成和清军的军费。严格来说,三饷还不是竭泽而渔的催命汤,但当时的明朝外来的白银大量减少,明廷面临通货紧缩的局面,铜贱银贵。百姓平日都是用粮食兑换铜钱,再换成银子交税,这样,农民的负担就大大加重了。

在通货紧缩之下,对付关外后金的辽饷就恰恰变成了催命汤。明廷不但不减税,还反向加税,百姓立即苦不堪言。然后活不下去的西北某驿站在编人员李自成就造了反,然后又有了剿饷与练饷,明朝就在穷死的道路上一路飞奔,直到崇祯十六年,拖欠的军饷已达几百万两银子,天下几乎没有军队再愿意为朱家天下卖命了。

既然明朝是被通货紧缩穷死的,那我们就要问了:按我们学的历史书,我们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吗?资源和货币都是在本区域内流动,流动性和货币总量基本上是一定的,楚弓楚得,怎么会谈得上通货紧缩呢?

其实,明朝已经开始初步地接触世界贸易,并将自己纳入了全球化在东亚的体系之中。明廷与外部接触的窗口便是吕宋岛,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群岛,在当时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16世纪末17世纪初,中国商船往吕宋岛跑买卖十分红火,每年有数十艘商船,将中国的生丝、瓷器、棉布、金属制品和香料贩运到吕宋岛,而西班牙人则用美洲来的巨量白银换取这些中国商品。仅仅数十年间,便有上亿两的白银滚滚而入中国市场,一时明朝十分富裕。在外来货币的刺激下,南方尤其是江南大大繁盛起来了,张居正新政就是在这一时期举行的。

但是,政治局势的变化影响了白银输出。到17世纪初,西班牙人由于通商和传教问题,与明朝的关系日渐恶化,最终导致了双方的贸易禁绝。明朝不再能取得来自美洲的白银。社会风向为之一变,大量货币被持有者藏匿闲置起来,真正用于交易的货币少于可交易财富的规模,明廷手中的钱越来越少,便想尽办法从百姓手中抠钱,最终导致了巨大的危机。

这就是本书对明朝灭亡的分析。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论述了明廷是怎么“穷死”的。除了明朝的灭亡,还有很多问题,比如盐政,比如王莽的新朝,比如长城和游牧民族……都可以从经济学的新视角下得到解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历史这间大房子,经济是它的地基。倾听房子里面铜钱落地的叮当声,我们就会对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书的作者是波音,文化学者。这本书尽量不堆砌枯燥的史料,而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打破了历史朝代的局限,从经济学规律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做了崭新的解读。在史实问题上,作者尊重证据和逻辑,而对于不涉及史实的部分,作者则用时尚活泼的语言加以叙述,展示历史鲜活的一面。

下面,我们就来翻开这本书,从经济的角度重新阅读历史、思考历史。

长城背后的经济理性

所谓万里长城永不倒。秦始皇统一天下,将六国长城连为一体,以防备北方的胡人。可谁知,秦长城倒是今天还在,但它保卫的秦帝国却只存在了十五年就灰飞烟灭了。

自秦以后,历朝历代只要有边患的王朝,都会修建长城。汉唐宋明,无一例外。我们今天看到的八达岭长城,便是明代修建的明长城。

听到这里,我们应该会有一个疑惑:长城真的能护卫国家吗?不说保护帝国万年不倒吧,怎么大明修了长城,有了山海关这天下第一雄关,结果还是给清军钻了空子入了关呢?那长城到底有没有用?或者说,帝国的统治者们应当效仿永乐大帝或者汉武大帝,率军远征漠北,打他个游牧民族强盗,让他们再不敢犯我中原?

修长城到底对不对?这也是千百年来许多帝王将相的疑惑。但如果我们算一笔经济账就会发现,修长城虽说看似劳民伤财,但较之劳师远征,实在是合算得多的举动。

假设我们现在是汉武帝,北方匈奴为患。要揍匈奴人,怎么打才好?在一望无际的草原荒漠作战,骑兵是最好的选择。可培养一个骑兵,成本并不低,需要一匹良马,什么驴子骡子的不行。需要一身铁制铠甲和武器,得炼铁。然后,还要把一个普通人训练上十年八年的,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骑兵。去揍匈奴,怎么地也得准备个十来万骑兵吧?历史上的汉武帝漠北之战伐匈奴,派了李广利、商丘成、莽通三路军队,加起来有十四五万人呢。

好,我们现在凑齐了十四万骑兵,这三个大将也都准备就绪。大军开出长安城,过了灞桥,向北进发。另一个问题立即就来了:后勤补给怎么办?

当然是从中原运过去了。运输只能靠人力畜力,走到半路,车夫和牲畜还得消耗粮食。万里转运,从中原地区出发时有25担粮食,走到漠北前线时,就只剩1担了。因为有24担都在路上被车夫和牲畜消耗掉了!这有效利用率仅仅4%,所以,理论上说,我们要准备14万人口粮的25倍,也就是350万人份的口粮,才能补给这支大军!这还只是后勤补给的数量,还没考虑到训练骑兵的费用、牲畜损失、军器折耗、补充兵力等等因素呢。

而相对来说,对面的游牧民族的维持成本却很低。所谓“胡儿十岁能骑马”,一个牧民天生就是一个合格的骑兵。史记中记载,匈奴人天生能忍饥挨饿,忍受艰苦环境,对后勤的需求也比汉军小得多,而只要抢到富庶的汉朝州郡,那就是大赚。更何况,汉军很难抓到来去如风的匈奴主力,就算占领了漠北高原,茫茫草原无法耕种,也无法提供税收,还要派军力防守,无疑是增大了负担。在这种付出和收益极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就连汉武帝也选择了息事宁人,不再一味征伐,而是依靠长城进行防守。

汉朝以后,历代几乎都选择了长城,尤其以宋明最为偏爱长城。根据明朝成化年间的一场讨论,明廷认为建筑长城的花费仅相当于派军出征的十分之一。作为节省成本的典范政策,长城从秦朝一直延续到了明朝。但到后来,长城的经济效益就明显不行了。

长城越来越不管用,首先是因为游牧民族变厉害了。汉朝时期,有一汉敌五胡的说法,一个汉族士兵抵得上五个胡人。可到了宋朝,几个金军骑兵可以撵着几百上千的宋军跑。游牧民族有了冶铁技术和中亚传来的良马,对付中原王朝匆匆训练一下就拉上去送死的民兵炮灰,简直如砍瓜切菜。然后,长城这样的系统性工程又需要精心的维护和整备,否则不会比后院的篱笆墙强上多少。中原王朝后期通常十分腐败,哪还有心思来维护长城。于是长城周边的老百姓就遭了殃,游牧骑兵烧杀抢掠,把这当成了后花园。

面对“打又打不过,防又防不住”的局面,有名的窝囊废王朝“铁血”大宋干脆想了个办法:互市。也就是和游牧民族做生意。中原卖给草原锦缎茶叶,草原则用良马牛羊前来交换。在北宋初年的檀渊之盟中,宋朝以30万岁币的价格换取了与辽国的和平,并在双方边境贸易互市,从此以后,两国百年安享太平。而30万岁币是多少呢?相当于当时宋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零点三。用这么点钱就买来了和平稳定,自然是很划算的事情。

不赔款不割地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当然是明朝的作派。大明亡了,山海关也换了大王旗。改朝换代的清朝深刻地思考了前明的教训:长城到底还要不要修?

按理来说,虽然清朝是满蒙一家,但蒙古人属于后期加盟,难保不反水。清朝便软硬兼施,册封了蒙古王爷,与他们联姻。同时又用藏传佛教搞弱民之术,削弱蒙古牧民的血性。而清朝也多次派大军出征塞外,与准噶尔等外敌拉锯百年,终于破掉了困扰中原王朝的边患问题。从此以后,长城内外已是四海一家,而清朝也成了一个没有集中修建长城的朝代,这是非常难得的。

谁说古代中国没有经济学家

虽说岁币、互市、和亲是较为符合经济理性的对外政策,但也不是人人都有这种眼光的。在普遍重视面子和意识形态而轻视经济理性的中国古代,仍然有许多帝王将相选择了长城和征伐。但这绝不代表中国古代没有良好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有许多古人在有意或无意中,做出了许多符合经济理性的决策,其中一些影响深远的决策,甚至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比如,京杭大运河。

如果我们今天从垂杨暮鸦的杭州渡口乘船出发,只需一夜便可看到姑苏的晓月了。这条栽满杨柳的运河曾经是中国的命脉,水脉把江南渡口的吴侬软语,一直吹送到北方的燕赵悲歌之地。这就是大运河——隋炀帝杨广的杰作。在当时,运河从洛阳一直延伸到南方的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

唐朝是大运河的直接受益人。唐帝国定都于长安,当时的关中平原已无法满足庞大的首都人口的需要,要依靠运河将粮食从南方北调。宋朝定都于开封,离洛阳很近,自然就更方便从大运河汲取粮食。调粮最多时,每年有800万石粮食要经过大运河。元朝统治者定都于北京,开封洛阳已不再是帝国核心。元朝将运河截弯取直,由江南直接北上,隋唐大运河正式变为了京杭大运河。在明清两朝,大运河都是帝国龙脉所系,从一品(相当于副国级或正部级)的高级官员漕运总督是这条运河的主管者,漕运总督要负责将漕粮和税金完好无损地送往北方。正是在这条运河的哺育之下,才有了人口超百万的京师大城。

所以,杨广当年开凿运河,虽然说搞垮了杨家天下,但实在是功在千秋。从这个角度来说,杨广长线投资的眼光不可小视。

如果说杨广是目光穿越百年的长线投资者,那么王莽就可以说是圣人之道,可以前知千年了。今天的网络上几乎都有王莽是穿越者这个梗,那我们现在就来聊聊他的故事,看看这位“穿越”的经济学家都有过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设想吧。

王莽出生于西汉末年,从小勤奋研究儒学,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长大后,他克己复礼,不贪不占,只是踏踏实实工作,逐渐声名鹊起,成为天下众望所归者。在公元8年时,王莽终于顺应民意,当上了皇帝。根据读过的古书,他立即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一,不准土地兼并。人均土地一百亩,多占的立即交出来,否则坐牢杀头。土地不准买卖抵押,搞土地公有制。二,既然要实行耕者有其田,那富豪就不准搞奴隶制度了。奴隶禁止买卖,不准扩充新的奴隶,要让奴隶制度很快消灭。三,要强迫劳动,增加就业,无业游民一律罚钱。四,盐铁酒政府专卖,自然资源国有,私人不得开发。五,搞计划经济制度,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禁绝高利贷,政府控制物价,以消除贫富差距。六,领导干部工资绩效制度,从皇帝到小吏无一例外。如果百姓丰衣足食,官员工资就高,如果百姓遭了灾,官员就扣钱,百姓没得吃,官员也没得吃。

大家是不是觉得王莽有一种要把新朝建成苏联的感觉?但是,理想很美好,执行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实际上,王莽新政的头一条“均田地”就行不通。

在汉朝,地主豪强是汉朝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朝廷上的官员们都是这帮人,现在让他们交土地,纯属与虎谋皮。可以说,这条政策在朝廷上的三公那里就通不过,最多是表面通过。这些汉朝的高官贵爵,谁没有千万亩土地?

然后,强迫劳动。本来这方法有助于减少游民,可在基层治理能力偏弱的古代,这东西根本行不通。古代皇权不下县,基层治理大多有赖于自治,县官手下就几个小吏,一县游民何止千百,跑断了腿也实现不了强迫劳动。

计划经济制度和货币改革当然就更扯淡了。本来,计划经济依赖于充分的信息搜集和合理决策,靠我们今天的互联网云、即时演算的信息模拟决策系统,才有可能摸到点计划经济的门槛。按照古代的信息传递效率,等到朝廷知道物价变化,都是十天以后的事情了,还怎么搞计划经济?货币改革则沦为一次次币值的大缩水,连乌龟壳、贝壳、布都成了货币,伪币泛滥,国家信用荡然无存,老百姓的财富一次又一次缩水,米价由数十钱涨到二千钱一石,也就没有人再信奉王莽和他的“穿越政策”了。

15年后,起义军攻入长安,一名饱受其害的商人杜吴手起刀落,将王莽杀死。王莽尸身被分裂,头颅则成为后代皇室的收藏。这颗不知从哪个时空而来的头颅,仍然瞪着不解的眼眶,直到在百年以后的一场火灾中烧成灰烬。

明代首辅夏言曾有这样的评论:“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苏绰、王安石也。”赫然将王莽与王安石并列。王莽身后千年,另一位雄心勃勃的改革家王安石登上了舞台,他将为当时的农业经济动一次大手术。

王安石与迷信古书、一味泥古不化的王莽不同,此人爱好创新。他的经济学得意之作,便是青苗法和均输法。

我们现在有个词,叫青黄不接。这就是农民一年最苦的时候,庄稼还是青苗,未能成熟变黄,而去年的陈粮又吃完了,这就得吃几天糠。这是小农经济最脆弱的时间段,如果没有资金,就可能影响一年的收成。

王安石看到了这个困境,他想了个办法,允许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作为抵押物向官府申请低息贷款,庄稼收获以后再归还贷款。这一策略是以国家金融机构出面,向民间集中提供小额贷款,以促进农业发展,此举有划时代意义。在他当上宰相以后,又向全国推广了这个法子。

谁知,政策制定的不错,但执行起来就变了味。地方官员用权力强迫百姓借贷,以捞取私利。有些官员甚至提高利息。有时遇到了旱涝灾害,明明应该暂缓还款,给予宽限期,某些官员却逼迫受灾的农民还本付息,没办法,老百姓只好卖儿卖女,或者抛妻弃子远走他乡。

均输法则是满足政府的办公需求。政府需要很多物资,平时都是按统一价采购,但各地物价不一,就吃了很多哑巴亏。现在,王安石设立了许多发运使,也就是政府采购员,哪里东西便宜就去哪里买,用不完的物资就卖到紧俏的地方去,这样便可降低政府的采购费用了。

然而在执行中,均输法又成了采购员们中饱私囊的工具。采购员揣着钱走出京城,专门跑去抢购紧俏物资转手倒卖发大财。之后,市场上什么生意赚钱,这些采购员就垄断什么生意,商业越来越萧条。均输法的牌子就这样被砸了,王安石的政治前途也就此断送了。

有你官清似水,难防吏滑如油。这句古训足以概括以上三位投资者、改革家、经济学家的悲剧。他们的政策设想都不错,但在执行中却都遇到了麻烦。然而,中国古代的本质问题确实是土地兼并问题。作为一个农业社会,中国古代人口偏多而耕地过少,兼并土地可以培养出大农场主,提高生产效率,但会导致无业游民,而这些无业游民又无法得到安置,就会威胁王朝的稳定。所以,我们不得不抑制土地兼并,至少耕者有其田。二王都是这么想的,可农业社会决定了他们的改革回旋余地并不大,能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航海殖民与工业革命时代离他们还太远。

但是,大航海、工业革命说起来远,真也不远了。到了明清时期,世界叩响了中国的大门。

当传统智慧遇上近代对手

大明永乐三年,即1405年,一支强大的舰队集结于江苏太仓刘家港。舰队提督总兵官三宝太监郑和,向帝国舰队宣读了皇帝手谕:该舰队即日启程,访问西洋各国,宣示大明天威、找寻下落不明的建文帝……等等,诸如此类。郑和舰队也表现得很好,数万之众,樯橹接天,七下西洋,万国宾服,向世界昭示着大明帝国在东亚乃至亚洲都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

之后,1492年,一位身躯羸弱的“海军上将”,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带领着手下可怜的三艘帆船,和百十来人的探险队,从西班牙起航向西。70天后,他成为了第一个看见美洲大陆的欧洲人。二三百年后,美洲已成为了西方的殖民地,黑奴们为伦敦、利物浦和里斯本的贵族老爷们拼命地生产着烟草、蔗糖与可可。美洲出产的白银滚滚流向世界,其中不少白银流向了中国。

为什么我们的郑和舰队没能开启大航海时代,反倒让一个意大利人带着几条船发现了美洲?难道传统智慧在近代对手面前就如此不堪一击?

事情还要从下西洋的原委说起。实际上,除了寻找建文帝、宣誓天威等明面上的理由以外,永乐帝和郑和也不是傻子,他们深知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郑和下西洋也需要将南洋各国纳入大明的贸易与朝贡网络。船队带着瓷器和丝绸前来,南洋各国则用金银珠宝买走商品。不过,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看,这些小国市场太小,而宝船的花费又比较大,加之明廷喜欢所谓“朝贡贸易”,即你带几头长颈鹿、大象、珊瑚玛瑙之类的破铜烂铁,然后我明廷赏赐给你真金白银,茶叶丝绸,有些赏赐甚至重于朝贡十倍。没说的,就是为了显示天朝上国富有四海嘛,这种贸易方式实在是不聪明。所以,下西洋最终不是死于印度洋的风涛,而是死于明朝重视“朝贡贸易”的腐朽经济观念。我们的舰队和贸易网络是在紫禁城的口水战中化为乌有的。

到第七次下西洋的时候,朝中已然是反对声阵阵,国库捉襟见肘,下西洋自然也给停掉了。当时的官员刘大夏还义愤填膺地烧掉了郑和舰队的档案与宝船设计图,让这一壮举至今仍然笼罩于历史迷雾之中。

开头我们就说过了,明朝是穷死的。没有了海外财源,而花钱的地方又多,怎么能不穷?那明朝的后继者清朝呢?

可以说,清朝也是穷死的,只是没有明朝死的那么难看。至少皇帝没给吊死。

明末由于国际环境的变迁,输入中国的白银很少。但到了清朝,白银又回来了。凭借丝绸、陶瓷和茶叶,清廷维持了多年的贸易顺差,大量白银滚滚输入中国。白银提供了足够的货币,满足了经济增长的需要,制造业蓬勃发展,景德镇终年烟火连天,这里出产的官窑瓷器将跨越万里,最终被送进格拉斯哥庄园主的收藏室里。但是,在康乾盛世的末期,清廷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棘手问题:人口太多了。

之前,历朝历代的人口很少有超过一亿的,因为总耕地面积和平均亩产就只能供应这么多人,一般来说超过一亿就会崩盘。但红薯、玉米、马铃薯这些高产作物从美洲来了,亩产超过小麦几倍甚至十几倍,加上康熙的“人丁滋生,永不加赋”政策,让清朝的人口迅速起飞,不到一百年,便从康熙末年的不到一亿,变为乾隆末年的三亿。

人口是把双刃剑,清朝人口的增速远远超过了土地面积的增速,吃饭的人多了,可产量只有那么多,那么每个人分得的口粮就变少了,自耕农家庭因此陷入了贫困。但清朝是外族入主中原,又不敢放手让多余的劳动力发展手工业和工商业,如果手工业技术进步,必然会让汉族获得更高的经济地位,尤其是如果汉人掌握了先进技术,比如火枪,那八旗就麻烦了。所以,清政府对手工业商业一直采取压制态度,而剩余劳动力就无法得到释放,只能干坐吃白饭。

当时的西方使节马戛尔尼勋爵就惊讶地发现,来侍奉他的清朝老百姓个个都骨瘦如柴,而且贫困至极。英国人丢掉的残羹剩饭,他们当作宝贝一般,甚至连英国人从船上丢下去的、腐烂的死猪死羊,也有人捡起来洗干净拿走。

那一刻起,马戛尔尼勋爵就断定,这是个虚假繁荣的盛世,实际不堪一击。

而在此时,遭受着对华贸易逆差的英国忽然发现了一件好东西,那就是鸦片。鸦片会让人上瘾,只要卖鸦片,就能有高度的用户粘性,稳赚不赔,扭转贸易逆差自然不在话下。于是,大量鸦片从印度运往广州,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已从白银输入国变成了输出国,钱都拿去买鸦片了。而且最可恶的是,鸦片几乎都是走私进来的,官方收不到关税。这样的贸易,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后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了,鸦片战争爆发了。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割地赔款,鸦片仍然源源流入中国。清廷为了挽救白银外流的局面,同时也为了给自己增加财政收入,好去镇压太平天国,就宣布鸦片种植合法化。短短十几年,从云南到山西,大江南北都种上了鸦片,这种本地“土药”很快打败了西方流入的“洋药”,西方的鸦片流入不断减少,而朝廷还可以从土药中抽成征税,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财政来源。到清末,这笔税金可达每年2000万两,某种意义上,鸦片种植成了清廷的一颗摇钱树,但毕竟鸦片摧残了无数人的身心,所以,这仍然只是竭泽而渔的催命汤。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传统的贸易紧俏物资——茶叶的买卖上,清朝也遭到了西方的挑战。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将中国茶种送到印度并培植成功,印度苦力干起活来一点不比江南茶农差。而通过电报,伦敦商人则可以随时了解中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叶行情,及时进行操作,在当时中国茶叶和印度茶叶竞争的价格战中,中国茶叶一败涂地。遭受这种打击的还有丝绸和瓷器,至此,古代中国三大创汇行业在近代对手面前全军覆没了。

面对财政窘困,清政府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无能。他们也很快从洋人那里学来了近代金融工具,并且自说自话地用了起来。比如,发行国债。这就是所谓的“劝借”,顾名思义,劝商人们借钱出来用。借的多的,还能得到一些荣誉,比如,总督巡抚给你题块匾额啊什么的。还有,发行货币。清廷为了对付太平天国,大造铜钱和宝钞纸币,颇有今日美联储之风。消费者价格指数大涨,而清廷却吃了个饱。

太平天国打完了,你该还钱了吧?可谁知,此时中央政府的军权财权已经落到了地方督抚手中,他们自然是不还。靠通货膨胀和赖账,清廷得到了财政盈余,可这种盈余是脆弱的,在甲午与庚子事变以后,清廷的财政盈余立即被赤字取代。1903年,清廷岁入大约在1亿白银左右,可赤字就达3000万两!

有人会问,现代财政不都是借债财政吗?不都是量出为入,根据变化的支出需要确定收入额度吗?没错。但如果缺乏制度约束,那么政府的财政支出欲望可能就变得无限膨胀,人民的负担就永无止境了。清廷的赤字泥潭本质上是国家信用问题,只知道花钱,约束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支出膨胀,行为失控,各地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如雨后春笋,谁还愿意借国债给你?

到了清朝最后几年,政府只能借外债了。外债当然就是用国家主权为担保,什么海关关税啊,矿产开采权啊,土地啊,直到把祖上的遗产在当铺里当得一件不剩。而我们的传统财政也伴随着帝制在辛亥年走向了尽头。

纵观我们的历史,可以说与钱脱不了关系。财政宽裕时国家自然就富强,反之则衰弱。历朝历代,边患、土地改革、南北沟通、对外贸易……这些话题里倾注了无数改革家的精力,改革家们尝试着建起政策之墙来维护经济稳定,但往往都是事与愿违。我们就在时代中不断轮回,直到新的黎明降临。

读到这里,本书的内容就基本上结束了。今天的精华版解读也接近尾声,这部书值得接下来我们细细品读,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去一点点的启发。如果你对这本书也感兴趣,欢迎锁定接下来的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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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杨枪枪,下周我们不见不散。

本期策划人:Erik,自由撰稿人,爱玩的法师一枚。平生经历颇坎坷。年少好读书,不求甚解,写文多年不中。遂习武,自以为知兵,PVP,遭血虐,遂罢,仅虐AI为生。又观史,有所得,然而专业非历史,反学法律。后扎根有书智库,为签约作者。

主播:杨枪枪,有书签约主播。媒体人。每晚9点和你说晚安,用声音治愈每一个孤独患者。公众平台:小杨说事儿。微博:杨晨太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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