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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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版解读 来自有书共读主播杨枪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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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腹有诗书气自华。各位书友,大家好,我是杨枪枪,欢迎来到本期精华版解读。

今天我们要讲的书,名叫《史记的读法》。

提到《史记》,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很多人在学生时代就有接触。《报任安书》《鸿门宴》等经典篇章,更是被选入课本,供学生精读学习。司马迁身残志坚,拼命完成《史记》的故事,也被许多学生用作写作的素材。

许多人聊起史书,首先就会想到《史记》,许多人唯一读过的史书,也是《史记》。

《史记》难读,因为司马迁没想让它“好读”

有趣的是,虽然我们直接或间接地读过史记,学过其中的篇章,但很少有人能把这本史书认真读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太难读、太枯燥了。

要知道,《史记》光内容就有“本纪”12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表”10篇,“书”8篇,共计130篇,50余万字。

这要是个网络小说,或许还读得下去,可它偏偏是很严肃的历史,还是文言文。上学时那几篇课文就能让人抓耳挠腮,更别说硬生生啃完这50万字。

总之啊,《史记》之难,枪枪我是深有感触,这也直接导致《史记》成了书本中“最熟悉的陌生人”,许多人不得不放弃。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既然司马迁的《史记》写得这么好,难道他会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很难读吗?

当然不是这样。只是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压根就没想让它“好读”。

确切地说,司马迁写《史记》,有他自己特殊的目的,而“简单易懂”,显然不在此目的之列。

那司马迁到底有什么目的,他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本书要讲的问题。

它通过深度解析《史记》告诉我们:司马迁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历史,以及他是怎样写的,以此还原司马迁写作的态度和视角。

这本书的作者是杨照,中国台湾人,是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后来又到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师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杜维明教授。杨照的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社会人类学,可以说是历史领域的资深专家。

最近十几年来,杨照一直致力于各种东西方经典著作的解读,今天要讲的这部《史记的读法》,正是根据他解读《史记》的爆款课程改编而来。

在这本书中,杨照独辟蹊径,打乱《史记》原来的篇章次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深刻剖析了《史记》的写作背景,揭示了作者司马迁曲折的心路历程,不仅展现了《史记》这本书的精彩内容,更揭露了它背后那些普通读者难以察觉的故事,为我们理解和吸收这本经典,提供了一个捷径。

下面让我们看看这本书的精华吧!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

首先说说,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

他在《报任安书》中曾经提到三句话,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先看看第一句:“究天人之际。”什么是天,什么是人呢?看起来玄乎,其实不难理解。这要从司马迁接受的儒家思想谈起。儒家所谓的“天人之际”,就是天与人的分界。

也就是要分清楚,历史中哪些部分是属于“上天”的,这些东西啊,人力很难影响和改变。再分析哪些是属于人自己的。

分清以后,接下来就是要“通古今之变”。这个应该好说,就是从古到今的演变规律,看看人的思想、心态和行为是如何影响和改变历史进程的。

把这两点做好之后,就有了“最终目标”,也就是“成一家之言”,这一点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毕竟在很多人看来,前面的“天人”“古今”,看着非常浩瀚宏大,最后落到司马迁自己身上,反倒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实际上,“成一家之言”对司马迁来说,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

稍微有点生活经验的人啊,就会有感触,做一件事,要说它对国家、对社会有意义,我们能找到很多角度。

但是,要说真把这事儿落到自己身上,要把它看得很重,以至于“非做不可”,这还真有点难度。司马迁也是如此,对他来说,作为一个史家,记载历史是工作。但如果只是作为一份工作,他又何必受这么大罪呢?所以啊,他的这个目标,的确与众不同。

这也注定了司马迁对历史的写法,与一般人不一样。

他不是简单地按年代罗列历史事件,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史料做了精心编排,不但把历史写了出来,还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把自己的观点融入进去,借历史表达自己的思想。

可见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在思考史家和历史的关系,构思应该如何在严肃的历史中融入个性。

这一点,在历史上又是极其罕见的。

不过幸运的是,这个目标虽然困难,但司马迁还是做到了。这部充满司马迁个性的“历史”,最后居然被定为“正史”,也是二十四史之首,简直“超额”完成任务。

历朝历代,都对《史记》推崇备至,将它与《资治通鉴》共称“史学双壁”。

鲁迅更是将《史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人们惊叹于《史记》,不只是在于它的内容,更是在于作者司马迁写作的良苦用心。

是司马迁写出了《史记》,而《史记》也反过来成就了他。

说到这里,也许你会好奇,司马迁到底是如何将“一家之言”写成经典的?

这事儿,其实还得从他书中的一个小称号说起。

《史记》对司马迁的重要意义

什么称号呢?就是司马迁在书中自称的“太史公”。

我们知道啊,古代的贵族爵位,公、侯、伯、子、男,5个级别。这“公”啊,是排在一等的贵族。就像金庸先生的名著《鹿鼎记》,主角韦小宝最后也是受封“鹿鼎公”。我们可知道,这“太史公”绝不是个简单的称呼。

可有趣的是,所谓“太史公”,并不是一个官职。根据后来的史书记载,司马迁的大老板汉武帝并没给他封过这么高的爵位,而司马迁的官职也不叫“太史公”,而是“太史令”,只是一个负责记录皇帝言行和卜卦占星的小官。

这差了一个字,地位可就“天差地别”了。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司马迁要自封“太史公”呢?难道他也像阿Q一样,喜欢“精神胜利法”,没事过过嘴瘾吗?

事实并非如此。

当然了,古人脸皮很薄,司马迁也没有直说,而是在《史记》的最后,在《太史公自序》里讲了自己家族的故事,他是这样说的:

在三皇五帝时期,黄帝的孙子颛顼的时代,就设立了负责记载的职务和官员。而司马迁的家族从周朝起,就作为史官,开始传承历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司马氏又出了不少名人,然后一路传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手里。从这里开始,他就把父亲司马谈称为“太史公”。

从表面上看,司马迁在“摆阔”,又是家族传承,又是名人辈出。但实际上,他就是想表达:司马家世代作为史家,传承历史。到现在,这个光荣艰巨的任务,传到了我的身上。

所谓“太史公”,不仅是一个称号,更是使命传承和精神力量。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聊梦想,有的小伙伴会说:“我爷爷是做什么的,爸爸跟着做了什么,以后我长大了,也要和他们一样!”这样的话一出口,往往会得到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目光。

不过对司马迁来说,家族的传承只是一个方面。他立志完成《史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父亲司马谈的嘱托。

司马谈也是个非常优秀的史家,他的主要成就是写了一篇文章,叫作《论六家要旨》。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而到了汉初,司马谈删繁就简,把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六家梳理总结了出来,分别是儒、墨、道、法、名和阴阳。

所以司马迁受父亲影响,家学渊源,从小就开始读经。到20岁时,他还开始了一项重要的活动,那就是“壮游”,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叫作“游学”。

但司马迁的游学和今天有的学生四处走走看看不同,按他的说法,是去探访大禹治水的遗迹、观察孔孟遗留的民风。说简单点,就是为写历史做准备,实地探访,收集大量一手材料。

可是当他回到家里,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父亲司马谈重病在床,已经快不行了。

这都是因为当时的汉武帝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封禅。封禅是什么意思呢?这源于古人的一个传说。

古人认为,华夏大地上,泰山是最高的,是“天下第一山”。人间的帝王只有去最高的泰山祭过天帝,向天地报告重整乾坤的伟大功业,才能接受天命治理人世,获得长生。这也是古代最隆重的祭祀。

而汉武帝当时觉得自己在历代帝王中功劳很大,又贪恋长生不老,这才有了封禅的举动。

但问题是,他封禅居然没带司马谈。这个历史性的重要仪式,汉武帝居然没有让负责记录的太史令去。

司马谈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职责,人格也受到侮辱,内心羞愤,后来暴病在床。

这时司马迁赶回来,父亲刚好在弥留之际,便握着儿子的手,哭着说道:“我司马氏从周朝开始就是太史,记录大小国事,现在皇帝封禅,却不带我去,难道在我这一代要就此终结吗?”

当然不能如此!因此,司马谈交代司马迁说:“你要继续接任太史,完成家族的百年使命,不要忘记我们的历史!”

可以看到,家族使命、亡父的遗命,就这样落在了司马迁的肩上,“太史公”这个称号,确实很有分量。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司马迁被汉武帝下狱,并处以宫刑的时候,他才坚持活了下来。

那么,司马迁到底为什么会被下狱呢?

因为他做了一个很不明智的举动,就是在一个名叫李陵的将军投降匈奴,汉武帝和群臣大怒的时候,极力为李陵开脱。要知道,多少官员就是在劝谏的时候被杀的。

那司马迁到底劝了什么呢?其实并不复杂,当时汉武帝发起对匈奴的战斗,派李广利率骑兵三万进攻酒泉,攻击匈奴的右贤王,另一边准备让李陵护送粮草。

这李陵来头也不小,他出生在汉朝著名的军事家族,爷爷正是“飞将军”李广,自己的军事能力也很强,于是想独当一面,向汉武帝请步兵五千,准备趁李广利吸引敌军主力的时候,直捣匈奴的老巢。

汉武帝一听,心里十分感动,便同意了。

可谁知道,李陵运气不太好,没走多远就遇上了匈奴的主力,被三万骑兵重重包围。李陵艺高人胆大,一点也不慌,一顿操作,率将士越战越勇,居然险些将匈奴击溃。

可惜他的部下被抓,让匈奴得知,李陵只有五千步兵,而且孤军深入,没有其他支援,于是匈奴调集八万大军猛攻。

李陵的部队只能拼死抵抗,八天八夜杀了上万敌人,到最后连武器都没有了,只能用战车上拆下的木棍作战。在士卒精疲力竭、又没有任何援兵的情况下,李陵只能命部下自求生路,自己选择投降。

后来,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回,汉武帝和群臣都责怪李陵苟且偷生,这时司马迁却站了出来,为他辩解道:“李陵平时在家孝顺,对人也很有礼貌,有古代的‘国士之风’。现在他打了败仗,所有人都说他坏话,实在令人心寒。再说了,李陵五千对八万,士兵都跟着他浴血奋战,打到弹尽粮绝,就算投降也足以宣扬汉朝的威严,也许李陵不死,是为了更好地报答陛下呢?”

现在看来,司马迁的辩解确有一些道理。可是你想,就当时那个情况,汉朝吃了败仗,将领投降,君臣正是群情激愤,司马迁一个小官,这时候来触霉头,还说的有些道德批判的意思,的确容易激化矛盾。

所以毫无疑问,司马迁遭受了人生中最大的劫难。

可让人惊讶的是,让司马迁拼了命辩解的李陵,其实和他没什么交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是这样说的:“我和李陵虽然在同一个地方办公,但私下没有任何交情,只是因为听说他为人正直,待人和善,打仗的时候总奋不顾身。”

言下之意,自己只是就事论事,没有其他想法。

但说到底,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并不懂司马迁的想法。于是司马迁也想了一个办法,在《史记》里给自己“辩解”。

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将描写李家的《李将军列传》,放在了有关匈奴篇章的最前面。

按道理说,对匈奴关系是汉朝的一个重要主题,中间还有一些传奇将领,比如卫青、霍去病等人,论军功、论能力都远在李家之上。怎么考虑,都不该把李陵这个投降将领放在前面。

可司马迁就偏偏这样做了。他在《李将军列传》中,不但回溯了李家在历朝的贡献,更是着重描写了李广和李陵。把他们的英勇善战、忠义孝顺的一面又写了一遍,尤其凸显李陵不计较个人得失、爱兵如子的一面。

当然,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家有自己的克制,他并没有写到自己被牵连的事,而是客观地展示了李陵的个性。

其实就是想强调一点:李陵是个真性情的人,他投降是顾及到士兵的生命,即使投降以后,他也心向着大汉。

说到这里,也许你会疑惑,司马迁为李陵这么辩解,那李陵是否真的如司马迁说的那样,对汉朝、对汉武帝忠心耿耿呢?结果让人唏嘘。

刚开始被俘的时候,李陵的确铁骨铮铮,不受匈奴招降。后来过了一年,汉武帝认识到自己当时可能做错了,便派了一个将军深入匈奴去接他。

谁知那将军能力不足,根本接触不到李陵,回到汉朝又怕皇帝怪罪,只能扯谎,说有其他士兵传言:李陵居然开始为匈奴练兵,用来对付汉军。

汉武帝信以为真,盛怒之下便诛灭了李陵三族,李陵的母亲、兄弟和妻子都被诛杀。

听到这个消息,李陵对汉朝感到绝望,只能彻底投降匈奴,接受匈奴厚待。后来,汉朝也曾派人找过他,但他再没有回去过。名将之后,就此病故在草原。

就我们现在来看,很难判断司马迁的判断是否准确。但可以知道的是,司马迁在那时就已经表现出一个史家该有的品格:客观、固执,甚至有些古板。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坚持这个终极目标:用一个史家的方式,用自己独立的思考,去书写历史,表达自己。

毫无疑问,在司马迁身上,家族使命、父亲嘱托和自身的命运,在这一刻汇聚,而这正是《史记》成为经典的开端。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三种“角色”

在《史记》的正文中,司马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站在史家的角度,把自己对历史的态度融入了书中。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三种“角色”上。

1.先说说第一种:无情的“批评者”。司马迁对自己不认可的人和事,会用毫不留情、但比较隐晦的方式进行指责,并表达在《史记》中。

比如对那个影响自己命运最深、让他蒙受奇耻大辱的汉武帝,司马迁是非常“婉转”的。在描写帝王的十二本纪中,本来有一卷是《武帝本纪》,写汉武帝生平,可后来却不知为什么遗失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武帝本纪》,实际上是后人从《史记》的另一篇《封禅书》中截取出来的。

有人说,是因为司马迁在原文中对汉武帝出言不逊,以至于后来的继任者删掉了这篇。当然,这不太可信。因为以司马迁著史的能力,想要在书中“黑”汉武帝,恐怕不用这么低端。

例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封禅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封禅一事,是司马迁和父亲两代人的“心结”,在父亲司马谈的遗愿中,就希望司马迁能完成这份责任。

对司马迁来说,他或许是当时的活人中,最了解汉武帝性格的一个。如果记载汉武帝言行,将再一次受到皇权的威胁。因此他做了一个“讨巧”的处理:用“书”这种方式来写封禅。

“书”在《史记》中就是制度史。也就是说,司马迁通过梳理封禅制度,侧面反映汉武帝的言行。那他是怎么写的呢?

他在开头把封禅的来龙去脉做了整理,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封禅的历史并不长;第二,封禅是从秦始皇才开始兴起的,他为了封禅,做了许多荒谬事。

到了汉朝开国,前面的皇帝对封禅没什么兴趣,接着到汉武帝这儿就有了些“变故”。当时出现一位“女神”,人们看不见她,却听得到她的声音。后来她现身告诉汉武帝,之所以人们看不见她,因为她是神,是不死之身,而不死是因为参加过封禅。

司马迁这么一写,这封禅就与“不死”连在一起了。他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们,汉武帝虽权倾天下,却非常怕死,一心一意想着长生不老。

所以接下来,司马迁就写了许多方士是怎样忽悠汉武帝的。例如,有个方士名叫李少君,他自称已经70岁,能够用神力驱使不同事物,长生不死。

他曾与一名90岁老人喝酒,席间说道:“我曾与你爷爷一起去打猎,有个地方我们经常去射箭。”老人一听,心中震惊无比,因为他小时候的确经常跟爷爷去那里。所以有人把这个李少君引荐给汉武帝,大家都觉得他已经活了几百岁,是个不折不扣的神人。

于是汉武帝非常高兴,待李少君为座上宾,对他虚心求教。李少君告诉汉武帝:如果你好好祭拜神祇,丹砂可以变成黄金,用器皿吃东西,寿命就可以延长……见到蓬莱岛的仙人就有资格封禅,可以长生不死。

我们现代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一套非常精巧的骗术,它用很多复杂的步骤“钓”着你,让你一步步地跟着走,每个步骤都能拖延时间。如果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也只能怪你自己,而不是这套方法不灵。

可汉武帝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人,他果真派人到东海去寻找蓬莱岛,还炼丹,想让丹砂变成黄金。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那个号称几百岁的李少君,竟然病死了。汉武帝为了安慰自己,还说李少君不是病死,而是羽化登仙。

后来他居然还找来其他人学李少君的法术,企图继续所谓的“修仙”,还做了许多荒唐事。

有趣的是,司马迁在书中只是如实记录汉武帝的一言一行,以及他和那些方士的互动,司马迁就好像一台摄影机,不带任何感情地重现当时的场景。

但事实上,正是这种重现,让人们深深感受到,当权者面对死亡,往往比普通人更加恐惧和紧张。

尤其是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君王,一方面他能征善战,将汉朝国威远播西域;另一方面却胆小怕死,被一些匪夷所思的骗术搅得团团转。

司马迁没有评价汉武帝,可汉武帝懦弱和愚昧的一面,却在封禅的过程中,展露得无比清晰。盛大的仪式和阴暗的骗局形成强烈对比,司马迁那嘲讽的态度,已然在无形中传达给了读者。

说完司马迁的第一个角色,再说说他的第二个角色:忠实的“赞颂者”。他对自己欣赏的人和事,从来不吝惜笔墨。

比如史记中《世家》这个体例,本来应该按照阶级,记载历史上的贵族。可司马迁却创造性地放入了两篇“例外”。那就是《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

孔子我们都认识,作为“万世师表”,他是最早在列国传播知识的人。而《陈涉世家》的陈涉就是陈胜,他与吴广二人,在秦末最早揭竿而起,竖起反秦大旗。

按道理说,孔子和陈涉二人都不是贵族,不应该出现在世家的篇章中,但司马迁根据自己的标准,高度评价两人的历史作用,为他们单独立传。他这么做,就是想凸显二人在历史上的惊人能量。

他要彰显这些难得的个人,不靠身份背景,只凭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也能发挥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只身一人改变了历史。

更有趣的是,这两篇传记一前一后摆在书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胜吴广二人,站在历史的交汇处,于他们所处的年代,秦王朝可以说是病入膏肓,整个社会环境已经到了“临界点”。

陈胜吴广正是那“最后一根稻草”,顺应时代潮流,压垮了大秦帝国,开启了秦末汉初的历史变局。

而孔子则正好相反,他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中后期。但他的影响力不是来自顺应时代,而是“逆流而上”,主张恢复古时的礼乐制度。

也就是说,孔子凭借自己极高的知识水平和巨大的精神力量,硬捍封建时代颠覆衰败的历史潮流。从当时的结果来看,孔子失败了,历史的车轮从他身上碾了过去,一步步走向战国。

但如果我们往后看,把时间拉到司马迁所处的汉代,孔子非但没有失败,反而让自己的思想发展了起来。

他靠着自己的意志和人格,培养了一代代学生,而封建礼教的精神,就在这群儒生中传承。即使他维护的分封制度崩溃了,但他所倡导的价值和文化却保存了下来,儒家在秦帝国的废墟中升了起来。

从这样的编排方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司马迁的价值追求,若以身份地位而论,这两人均不足以跻身世家,若以成败而论,孔子当时也没有成功。

但这两个人却靠自身爆发出改变历史的力量,司马迁也将他们作为“贵族”,记在了世家之中。在他的心里,贵族不单单是身份,更在于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和行为。

最后我们说说司马迁的第三种角色:客观的“记录者”。

虽然司马迁是汉朝史官,是汉武帝的臣子,但他却始终客观地记录政局变化,不偏不倚地书写历史。

比如“本纪”这种体例,一般是用来写皇帝的,司马迁却在里面加入了《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放在了一起。

司马迁经常从两个人的角度去描述类似的情节,好让项羽和刘邦形成对比。其最终目的是揭示:为什么项羽曾经一家独大,称霸天下,最终却还是输给了刘邦。这一前一后的分析,让读者能够自己得到答案。

比如项羽第一次见到秦始皇,高头大马,力士列阵,正常人都会被震撼、恐惧,甚至不知所措,可项羽却自言自语地说:“彼可取而代也。”意思是我可以替代他。

吓得他身边的叔叔赶紧捂住他的嘴,怕引来杀身之祸。

而刘邦呢?看到秦始皇出行,只是感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做人做到最爽的时候,就应该是这样。

你看看,两个如此相似的情节,必然是司马迁的刻意安排。而读者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小情节,迅速了解两人的性格,项羽霸道豪气,而刘邦狡黠实在。这也为之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两人必然会因为性格做出不同的决定,从而影响历史走向。

把两者并列,这也是在暗示读者,项羽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绝不亚于刘邦,他也曾经大幅度影响历史。后面著名的“楚汉之争”,就这样在两人的命运交织中展开了。

当然,类似的写法,司马迁还用过多次。

比如在刘邦的故事之后,司马迁又安排了《吕太后本纪》。可按照皇帝的年表来说,本来应该是《孝惠本纪》,也就是讲刘邦的儿子。可实际上,《史记》中并没有这一篇。

其实,司马迁是在暗示:刘邦死后,真正握有权力的人是吕太后,而不是他的儿子。在这一时期,刘家的汉朝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这就很自然地带出了吕后杀害功臣、排除异己、重用外戚的一系列行为,把持了朝政几十年,所以有人称她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女皇帝”。

为了呼应吕太后专权,司马迁还专门安排了一篇《外戚世家》,讲吕太后是怎样将自己的亲族引入朝堂,安插到帝国的各个关键岗位,甚至突破原则,给吕家人封王封候。

要知道,这种写法是冒了极大风险的。

毕竟汉朝是一个自豪感非常强的朝代,而汉武帝恰恰又是其中的翘楚。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本应该严格遵守汉朝的意识形态,尽量避免写那些让皇帝、皇族没面子的东西。

可司马迁偏偏不这么想,也不这么写,而是按照历史现实,结合自己的理解,尽量呈现出汉朝的全貌。

恰恰是司马迁的“诚意”,造就了千古经典

说到这里,你就应该理解,为什么我们说司马迁的《史记》是经典,却也有些矛盾。

因为在人们的常识中,史书是规范的,它忠实记录每一笔,没有任何偏私。而史官就像一台精密的仪器,把历朝历代的故事记录下来,虽然枯燥,但十分准确。历史的写法,也大多是简单而客观的,平淡地叙述事实,不带太多感情。

可司马迁的《史记》却与“正统历史”有些距离。他写的历史当然也很规范,可在历史的框架内,司马迁的文字跌宕起伏,故事有血有肉,编排更是独具一格。

如果说平常的史家是一台机器,他们的心如同一汪古井,波澜不惊。那么司马迁就像一个诗人,在他独特的历史框架下汪洋恣肆,挥洒严寒酷暑,看不惯的要骂,喜欢的要赞,用他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

神奇的是,这样的司马迁,这样的《史记》,反而更受大家的认可。他对历史独特的情绪和认知造就了一代经典。如果说这本《史记》哪个方面最打动人,那就是它的真诚。

司马迁舍弃了简单的文字表达,选择用独特的编排和表达方式来暗示读者,他作为一个曾经的“失败者”,是如何看待历史、分析历史的,又是怎样在历史中获得升华、变成“太史公”的。

成一家之言,他终究是做到了。

好了,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大致介绍了司马迁写作《史记》背后的故事。

首先,司马迁立志写史记,不仅是为了学术上的探究,更是由于家族传承、父亲的遗愿和自身的悲惨境遇。即使遭遇了不公正待遇,司马迁也不曾唯唯诺诺,而是始终独立思考。在保持一个史家写作规范的同时,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自己的情绪、思想和态度灌注到了书中,分别扮演了批评者、赞颂者和记录者三个角色。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但它绝不死板。

通过解读《史记的读法》,我们将更进一步地学习史记,同时探究司马迁这个独特史家的思想,让这些凝固的内容“活”起来,就像孔子说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将深入解读书中的细节,欢迎你继续锁定共读,与我们一起走进司马迁的《史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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