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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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来自有书共读主播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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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从一个有着基本自由与尊严的朝官,突然沦为阶下囚,最后变成为士大夫轻贱的“宦官”,这正是酷吏带给司马迁的人生巨变。 用知人论世的方式看,一方面,这种生命体验,使得他对汉武帝及他身边的酷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作为酷吏的受害者,司马迁会格外认识到这群人的存在,看到他们造成的影响。这些,他在创作《酷吏列传》时,当然会诉诸笔端,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应该如何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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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建立后,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选择了与秦的“苛法”彻底相反的黄老之道,希望借此扭转社会对“法”的依赖。到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政策转而以儒学作为指导。

可是,秦建立的法令系统没那么容易解决,仔细研究那段历史就会知道,无论是黄老之学还是儒学,汉代的态度都不彻底,由酷吏代表的法家观念一直阴魂不散。

司马迁记载的汉初第一个酷吏是侯封,他可以说是吕太后夺权的工具,不过随着吕氏败落,侯封也受到了惩罚;第二个是晁错,他因为酿成了七国之乱而成为罪人,很快丢了性命。

这两个人,其实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酷吏,真正作为法家代表的酷吏,是第三个登场的郅都。

郅都是景帝时的中郎将,他对法令规范执着到了僵化的地步。有一次,郅都跟随汉景帝一起打猎,景帝的宠妃贾姬随同前往。结果,贾姬上厕所时闯进一只野猪。景帝认为郅都应该保护贾姬,结果他一动不动,景帝情急之下想亲自去救,又被郅都阻止了。

郅都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按法令他的职责是保护皇上,那么,在他心中,其他人的生死就都不重要。这件事传到太后耳朵里,太后很高兴,对他大加封赏,郅都就此崛起。

郅都是早期酷吏的典范。他对人对事抱着一种狭隘而僵化的态度,自己认定的事就坚持到底,不是自己认定的责任,就完全不放在眼里。哪怕是自己的妻子、双亲,甚至自己的性命与职责相抵触,他都会坚定不移地站在执行工作使命这边。他之所以变成酷吏,是因为他看不到别人的感受,只在意事情是如何被规定的,要以何种方法执行。

因为郅都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职责,不追求私人的认可和利益,也不怕死,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一种地位和影响力:不论走到哪里别人都怕他,包括那些贵戚、列候和宗室。

这就让他有了存在的价值。因为,汉初朝廷碰到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宗亲势力过大,行为不受节制。只有像郅都这样严格执法无所顾忌的人,才能对付那些特权分子。

司马迁借郅都的故事,揭开了酷吏的来历之谜,原来,他们之所以会存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皇帝压制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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郅都这样的行为模式建立起来后,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宁成是司马迁接下来写的另外一个酷吏,也是景帝时代的人,他为人霸道且性格急躁,之所以被重用,同郅都一样也是因为被宗室的人畏惧。

武帝即位后,升宁成为内史,让他负责处理皇家事务。宁成处理起犯法的皇家宗亲来,一改“刑不上大夫”的旧规,下手极其残酷。

当然,宁成这样做,惹得皇室宗亲对他极其不满,他们搜罗宁成罪责,去向武帝告发,宁成担心武帝会制裁自己,就假造出关文书逃回家里。

宁成大官做不成了,他就开始做生意赚大钱,后来,他成了地方上的豪侠,甚至控制了当地官员。

从郅都到宁成,成为酷吏的原因发生了转变。郅都是因为对法令和原则死心塌地地坚持,而宁成表面上看和郅都一样,实则却是为了拥有权力、财富和地位。所以,当做官不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利益,他就去做商人。

从此,酷吏开始将法令当作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

周阳由是武帝时代的酷吏,他负责执法,可是定不定罪、定多大的罪,完全由他自己的好恶决定,他喜欢一个人,或者跟谁比较亲近,就扭曲法令让他脱罪;而谁得罪了他,或者他不喜欢一个人,他就编造一切理由杀人。

周阳由并没有很多事迹,司马迁选择写下他,是因为到他这儿,官员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玩弄法令,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到最后原本倾向于尽量宽厚的官吏也开始发生转变。酷吏已经由个人事件转化为整个时代的政治风格。

接下来是赵禹。赵禹有个大毛病“文深”,就是看到法律文字的时候,倾向于从严解释。在宰相周亚夫心中,这种尖刻的人,给他太大的权力迟早会酿成大祸,所以迟迟没重用他。可是,等汉武帝即位后,“上以为能”,把他提拔成御史,让他和张汤制定法令。

至此,汉武帝认为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统治这个帝国,就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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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是司马迁重点刻画的一个人。相对前面几个人,他更加残暴。比如处理巫蛊案时,他坚持 “宁可冤枉一百,也不错放一个”的原则。在问案过程中,想尽办法把可能有关的人员全部牵连进来,而且给予他们非常严格的惩罚。

这样残暴的一个人,汉武帝却“以为能”,提了他的官,让他和赵禹一起负责制定律令。

张汤和赵禹表面上看起来很像,其实大不相同。赵禹是一个旧派酷吏,几乎不跟任何人来往,不愿因人际关系而影响到法令的判断。他的做事风格类似郅都,在他心中,法令就是他的真理和原则,他最大的问题是从严解释律令。

而张汤,一方面维持像赵禹那样的酷吏形象;另一方面却广为结交,利用各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且张汤很清楚自己服务的对象是谁,他特别擅长“揣摩上意”,知道皇帝心中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外儒内法的帝国,就用各种巧妙的方式讨好武帝,帮他达成目的。比如,严惩衡山王、淮南王、江都王。在对待匈奴的事情上坚决站在汉武帝一边,力主讨伐,并帮助汉武帝使用各种方法聚拢财富以备战争所需。

这让汉武帝更加喜欢他,不仅把他升为御史大夫,在他生病时还亲自前往探视,给了他莫大恩宠。作为回报,张汤使用的手段,也就更加符合武帝的需求而愈加严苛。

张汤之后,又有义纵、王温舒崛起,他们比张汤还要残酷。义纵治下的百姓,每天都被他吓得战战兢兢,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一睁眼,自己就要倒霉。而王温舒处理罪犯的手段就是一个字“杀”。在处理河内豪强时,“至流血十余里”。 可是,像王温舒那样嗜杀的人,天子又一次“以为能”,一再重用。

这些人采用这样的为官方式根源在哪儿?为什么酷吏总是成群结队的来?几次“上以为能”的出现给了我们答案,正是汉武帝的赏识。

从郅都一路下来,酷吏慢慢地扭曲和转型,他们用法越来越刻薄,造成的伤害和破坏越来越大,而他们在品德上让人推崇的地方却越来越少。

司马迁写《酷吏列传》,是在告诉我们“酷”就是这些人做官的最重要特征。通篇看下来,我们发现,他对这些酷吏的做事风格充满了否定和谴责。

那么,司马迁心中的为官之道应该是怎样的呢?结合他的另一篇集传《循吏列传》我们就会知道,是跟酷吏相反的“循吏”。“循”就是“循礼而为”的循,所谓“循吏”,就是以礼做事的官。通俗一点理解,就是爱人民,心中有法,但更有人情,重视农业和教育,能给百姓带来福祉的官。

回到司马迁身上,他不过替李陵辩护了几句,惹得皇帝就不高兴了,便因此惨遭腐刑,这正是酷吏的做事风格。如果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政治环境下,他完全可以不用遭受这种灾难。

但《史记》写下的绝不是单纯的谴责,而是一种永恒的智慧。这种智慧不只是在说汉武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汉朝的政治是什么,也是在启迪世人:在一个理想的政治情境下,法的空间应该如何安排?官应该如何为官?

本期策划人:掬水月在手,平日钟爱读书,闲时喜欢用文字捕捉感动,记录心情,讲述故事。有书签约作者,荣获有书“2018年度智库达人”。希望在阅读、写作的路上,与你不离不弃,共同成长。

主播:放公子。电台主播。愿将世界的一切美好,用声音描绘,讲给你听。微博:江城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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