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超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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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来自有书共读主播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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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因为《史记》,纪传体成为了中国正史的基本形式,而被传承下来。不过,我们在用“纪传体”这三个字来形容《史记》的时候,很容易遗漏一些东西。比如,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史记》最重要的创意---表和书,在正史中没能被完全继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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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解历史时,如果用较短的时间尺度看待历史,反映出来的变化相对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拉长时间尺度,才能看到许多“古今之变”的规律。

事实上,用不一样的时间尺度来看历史,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一个村子可以从一个人一辈子的时间看到一种历史,但把时间拉长后,会发现村庄产生真正的变化,可能要以三五百年为尺度;而像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方面的变化,很可能五百、八百年都不够。

事实上,面对历史,应该有不同的时间尺度。不同的尺度堆叠在一起,才能展现出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历史面貌。

早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在实践他的“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理想时,就用“表”这种体例,把时间的尺度拉伸开了。比如,记录春秋到战国时期,就是以两三百年作为尺度,把重要的世系和国家的变化,用“表”的方式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受限于某个人做了什么事,他同时代人做了什么事,而会用一个更长远的时间概念来看待历史。

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史记》的“书”。在“书”中,司马迁同样把时间的尺度拉得很长,让我们来看那些制度史,除此之外,《史记》八书还有另外的创意。比如《河渠书》和《平准书》,是通过两种特殊的汉代制度,展现出一种时代特色,而这,是人物传记做不到的。

所以说,司马迁在表和书中所展现出的多重维度的史观,深具超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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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平准书》为例,来看一下司马迁远超同时代人们的经济史眼光。

《平准书》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经济学专著,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迁有意识地从商业贸易经济的行为来看历史变化,展现出一种经济史概念和角度上的思考,如果再结合《货殖列传》,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前期的一套商业贸易史。

在《平准书》开头,司马迁就指出“汉兴,接秦之弊”。秦末因为过度征用人力,造成了生产消退,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也就在所难免。汉朝建立时,接了秦的烂摊子,国家穷到给天子拉车的马,都找不到颜色、个头儿一样的。

汉初,朝廷采取“重农抑商”的基本政策抑制商人、发展农业。到文帝时,经济开始复苏。为满足经济活动需求,朝廷开始铸造新钱。随后,汉景帝时,朝廷又采用“卖爵”的方式增加政府收入。

到汉武帝时,经过将近70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终于复苏了,百姓安居乐业,朝廷也积累了大量财富。

《史记》清楚地告诉我们,从经济、历史的眼光来看,汉武帝承接的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雄厚的经济基础让他的雄才大略得以施展。不过,富庶的环境,在他的雄才大略下又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是,有些高层人士开始流于奢侈,互相攀比;二是汉武帝的对外政策,他不断开疆拓土,朝廷的用度越来越大,财政上的剩余开始被消耗。换句话说,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开疆扩土的野心,使他在政治和社会的运作上回到了秦始皇的老路上。

最后产生了一连串的现象:先是有人贿赂官僚,让家中的男丁可以不去打仗;接下来社会风气也被败坏了,“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就是说,朝廷用度高的时候,皇帝喜欢重用那些能找来更多钱的官员,这就刺激、引诱了一些大臣投其所好,想尽一切办法压榨民间的利益。

与此同时,民间也感染了政治上的风气,价值观发生了部分扭曲。

于是,整个国家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循环:皇帝通过这些兴利之臣,聚拢了越来越多的民间财富,更加肆无忌惮地开疆拓土。

那么,这种肆无忌惮地拓边,到底付出了多高的代价呢?

《平准书》中告诉我们:第一,为了收集民间财富,汉武帝时大量卖爵,从中央到地方,官越设越多,整个朝廷都在扩张。这些花钱买来的官,朝廷无从计较这些人的能力,也不可能计较他们的动机,所以,官僚体系被败坏。第二,用爵顶罪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和守法的精神也被败坏。第三,朝廷为了能继续用法律约束人们,又产生了一个恶果――酷吏。酷吏的做法是,不管你犯什么罪,都用最重的刑罚处理,让人没法逃避。

这样,司马迁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系统”的概念。他告诉我们,政治、经济、社会,这些不同的面是环环相扣的。经济基础会刺激政治,而政治路线反过来又可以在国家财政上产生连锁效应,出现兴利之臣,从民间榨取更多的资源,于是生产的制度和秩序进一步被破坏。

这是一种非常惊人的整体的眼光,只有用这种复杂、连环的方式看待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

3

《平准书》后面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有个叫卜式的人,来自农牧家庭。双亲过世后,他把贵重的东西都留给弟弟,自己进山牧羊为生。十几年后,他的羊群壮大,发了财,买了田宅。此时,他弟弟却败光了家财。卜式就又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弟弟一部分。

卜式不但对弟弟慷慨,对朝廷也很慷慨。他曾主动上书,要求捐出家产的一半用以征战。不过,因为丞相怀疑他别有用心,汉武帝没有接受。后来,卜式再三上书,要求捐钱,汉武帝依然不理,几年后,卜式才放弃。

又过了几年,卜式因捐出二十万钱给河南太守安置流民,而被汉武帝知道了。汉武帝除了表扬他,还让他做官。

可是,像这样一个人,却强烈要求烹杀,帮汉武帝主持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人物桑弘羊。

原因在于,桑弘羊为了帮汉武帝敛财,建立了一个非常缜密的朝廷买卖系统:一个是“平”,就是看准时机,贱买贵卖;一个叫“准”, 就是把一个地方盛产而价值比较低的东西,运到不产或少产的地方,来换取比较高的价值。这套制度就叫做“平准”。

站在朝廷的角度,应该说桑弘羊是一个了不起的、能干的大臣,他用这种方式解决了国家财政问题;但历史的角度,不应只有皇帝和朝廷的角度,卜式就代表了另一个角度。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而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对公家的事务非常积极、无私。但显然,他爱国的方式和桑弘羊完全不同。

桑弘羊是皇帝想要什么,就尽一切办法提供给皇帝;而卜式,有一个比皇帝的私欲、朝廷的需求更高的价值判断――人民的福祉。他想捐钱助边,是想朝廷打败了匈奴,边境的居民就可以安居乐业;他捐钱给太守,是看不得流民的生存艰难。

所以从卜式的观点看,桑弘羊就是一个罪人。第一,他让朝廷离开了服务人民的职责,把它变成了一个买卖中心,与民争利。连政府眼中都只有利益的时候,那谁来保障人民的福祉呢?第二,他败坏了汉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基本信任。汉初最大的改变,就是回归农业生产。那种状况下,也许不会有人累积庞大的财富,但有机会让所有人吃饱穿暖。而卜式的基本立场,不是追求个人财富的积累,而是关切每一个人能否得到一定的保障。

《平准书》是司马迁对于“通古今之变”在经济方面的一个积极思考:从生产力到生产所得的各种累积和分配中,政府介入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呢?是要创造一个有着高度贫富差距的社会,还是宁可牺牲部分生产和财富,让社会尽可能分配公平呢?

这个选择或者没有必然的答案,但司马迁借由桑弘羊和卜式的对照,在这背后所关怀的问题,却是不管时代如何改变、财政问题如何复杂,都是不能回避的。

本期策划人:掬水月在手,平日钟爱读书,闲时喜欢用文字捕捉感动,记录心情,讲述故事。有书签约作者,荣获有书“2018年度智库达人”。希望在阅读、写作的路上,与你不离不弃,共同成长。

主播:放公子。电台主播。愿将世界的一切美好,用声音描绘,讲给你听。微博:江城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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