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司马迁是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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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来自有书共读主播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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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孟子·万章下》中有这样一段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后人将这段话浓缩成为“知人论世”一词。意思是说,学诗、读书,必须要了解作者其人,考察他在其所处时代的行为和经历。

《史记》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司马迁和他的精神、他的人格从头到尾贯穿在书中,不了解司马迁,《史记》就只是硬邦邦的文章。所以,要读《史记》,我们首先要了解司马迁是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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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司马迁之前,我们先说说“太史公”这三个字。据作者杨照考证,“太史公”并不是官职名称,而是司马迁用在父亲和自己身上的一种称呼,体现了司马迁对自己担任的官职——“太史令”的重视。原本太史令不是什么重要的官,不过是掌管天文、仪式,负责记录历史。不过,司马迁扩充了太史令所做的事,认定自己应该保存古往今来所有重要的史料。

司马迁特意以“太史公”自称,所传达出的是一种信仰——他非常认真地看待自己这个工作,把它看成是实现自己生命意义的途径,对这份工作,他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

我们都知道,在信仰面前,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司马迁生命中的悲欢,和他所做的选择。

关于司马迁的重要资料来自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不过有意思的是,班固在写《司马迁传》时偷了个懒,几乎照抄了司马迁自己的两篇文章《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先追溯了自己的家世,说明自己出身史学世家。对这一点,司马迁非常自豪,因为他把记录历史看成了一种责无旁贷的光荣使命。

随后,司马迁谈到自己受教于家世,十岁就开始诵读古文经,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壮游。他的足迹南到江淮,北至齐鲁,在那个交通不便利的年代,他凭借自己的双腿游历了很庞大的一片区域。

当然,司马迁并不是去游山玩水,四处观光,而是要通过游历完成对历史的探索。他“上会稽,探禹穴”,是为了探索大禹治水的旧踪;而北上齐鲁,更重要的是去凭吊孔子的遗迹。

壮游改变了司马迁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他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顺便说一句,今天我们说游历世界,不能只是要看到一个广大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要被这个世界所冲击,从而检讨反省,在离开家门之前的那个自己是多么有限、多么狭隘,借此去追求更广、更大、更高的经历和思想,这才算是实现了游历的意义。否则,去过的地方再多,也不过是个观光客而已。

等司马迁回到长安,父亲司马谈的死又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司马谈去世是因汉武帝封禅一事,在司马谈看来,封禅是历史性的重大仪式,自己作为太史令,有记录的职责。可是,汉武帝封禅居然没带上他!这让他觉得自己没尽到职责,人也受到了侮辱,因而“发愤而卒”。

临终前,父亲嘱咐司马迁要继续他未完的使命,也就是写出汉武帝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封禅一事从历史上又该如何看待。

至此,司马迁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志愿,那就是写出延续经学、具有真理探索意义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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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史记》,当然要遵循一个原则,司马迁在这一点上,秉持了孔子写《春秋》的原则,也就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孔子创作《春秋》时,天子不像天子,诸侯不像诸侯,大夫不像大夫,三个重要的封建角色都没按照应该的道理行事。孔子要借着《春秋》,建立一套所有人都必须服膺的原则——是什么人,就该按什么道理行事。

司马迁创作《史记》,也是想探索理想的政治之道和人间秩序是什么样子的。

通俗点说就是,我们要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把错误彰显出来,把是非的标准定下来,并且懂得如何彰显一个人做的事情是对的、好的,另一个人做的是错的、坏的。要在所有人中看出人才,知道给人才什么样的地位让他发挥。反之,也要看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无能的人,如何把他从不对的位置上排除。

当然,做到这一点需要智慧。那么这种智慧如何得来呢?当然可以抽象地讲道理,不过,更好的办法却是从具体、实际的历史事件中获得。

司马迁创作《史记》,就是要通过写人物的动机、行为,交待事情的前因后果,最终教给我们,人事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那就是我们判断好人坏人、好事坏事时,除了实用性外,还要有一个基本的道德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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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我们了解司马迁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自己的老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在这封信中,司马迁先交待了过了很久才回信的原因,再向任安说明了自己遭受李陵之祸的前因后果。

这封信写于司马迁“被刑之后,为中书令”,也就是李陵之祸后,司马迁无法继续在外朝为官,只能进宫去做中书令,伺候汉武帝。

当时,由于经常跟在皇帝身边,司马迁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他的老朋友任安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指责他没能向皇帝推荐贤能、引荐人才。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得势之后,忘了老朋友。

司马迁很委屈,他想解释。他那时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似宦官,被士大夫所轻贱。联系自己的遭遇和处境,他根本没办法做到举贤荐能。可是,他不确定说出心里话后,任安能不能理解。所以,他迟迟没有回信。两年后,任安因受太子案牵连被捕下狱,随时会被问斩。司马迁不愿让任安带着对他的误解、甚至怨恨死去,这才写下这封回信。

讲清这些后,司马迁怀着激愤的心情,讲述了自己因替李陵辩护,而遭受的奇耻大辱。

他告诉任安,他和李陵私下并没什么交往,他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李陵辩护,完全是为李陵感到不平。李陵常年驻守边关,和匈奴作战,他传袭了祖父李广的特性,打仗时奋不顾身,更不想什么利益,一心只想杀敌报国。在私人人格上,李陵也堪称典范,他真诚地对待部将,和人交往时讲信用,不贪求金钱,也从不摆架子欺负底下的人。

司马迁评价李陵有“国士之风”。国士之风这个词很难定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理解可以认为,如果多一点具有“国士之风”的人,这个社会和国家就可以变得更好。

可是,这样一个人,却因为在打了无数次胜仗后的一次失败,就遭到了一些大臣的恶意毁谤!那些人从没到过战场,只顾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家人的利益,他们在李陵战胜时,喝着酒向皇帝表示祝贺,等李陵战败了,没有人替李陵说一句话。

这让司马迁感到非常痛心,他怀着一颗耿耿忠心安慰愤怒的皇帝。他说,李陵虽然兵败投降,但据一路传来的讯息,已经给匈奴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是很大的功劳;而且李陵当时身陷重围,援兵又不见身影,投降是权宜之计,实则想寻找机会报效朝廷。

然而,正应了今天“立场不同,感情不同”这句话。司马迁的耿耿忠心在汉武帝看来,却是在替降将游说,一怒之下,汉武帝把他关进了监狱。

最后,司马迁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死,要么接受宫刑。对一个人来说,宫刑是比死还要大的屈辱,依照司马迁的个性,他本应毫不犹豫地选择去死,可是死容易,但他不能轻易去死,因为《史记》还没写完,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于是,他选择了忍辱苟活。

还好,有司马迁这封信,还好他有这样的抱负,才让我们看到这一百三十篇庞大、丰富的《史记》,也让我们了解了司马迁。从某种角度上说,司马迁之所以替李陵辩护,是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他本人就是一个真诚的、具有国士之风的、活生生的人,一个把完成《史记》看得比自己生命、荣誉、尊严等,所有的一切都重要的史官!

本期策划人:掬水月在手,平日钟爱读书,闲时喜欢用文字捕捉感动,记录心情,讲述故事。有书签约作者,荣获有书“2018年度智库达人”。希望在阅读、写作的路上,与你不离不弃,共同成长。

主播:放公子。电台主播。愿将世界的一切美好,用声音描绘,讲给你听。微博:江城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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